剧作阴谋与爱情女性角色分析

作为席勒青年时代的第三部戏剧，《阴谋与爱情》可被称作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时期代表作品之一。该作品取材于十八世纪德国现实生活，在仍处于分裂中的德国土地上，封建社会宫廷贵族与市民阶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因其鲜明的政治和社会意义，恩格斯将该作品誉为“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1]。

市民悲剧作为戏剧形式的一种，诞生于启蒙运动时期。德国市民悲剧的产生深受英国和法国戏剧作品的影响，后牢牢植根于德国当时社会情况和戏剧行业发展状态，演变出了具有德意志民族特色的戏剧形式。有悖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市民悲剧的主人公不再是出身高贵、具有权势的帝王、贵族或英雄，而是市民阶层中的普通人，他们摆脱了以往被上层人物嘲讽和取乐的滑稽形象，成了作品的主要叙述者，呈现出封建社会下的市民家庭生活风貌。

席勒以德国剧作家莱辛的市民悲剧代表作《爱米丽雅·迦洛蒂》为蓝本，创作出《阴谋与爱情》。市民阶层成为戏剧的主人公，讲述市民少女与贵族青年间纯洁无瑕的爱情在宫廷权贵的权谋算计下走向灭亡。女主人公露易丝的死亡带有古典意味，作为无辜者，总能引发读者的怜悯和恐惧。[2]本文希望通过全面分析露易丝这一形象，展现当时市民阶层争取自由的思想和尝试；除露易丝之外，本剧中还出现了两个较为次要却具有典型特征的女性角色，分别是公爵的情妇弥尔芙特夫人和露易丝的母亲米勒太太，通过解读这两个角色来还原当时不同阶层女性的生存状态。

一、纯洁美好的市民少女——露易丝

席勒最初仿照莱辛的剧作，使用剧中主要女性角色的名字——“露易丝·米勒”作为剧名，以凸显市民家庭出身的少女与封建贵族阶级间的冲突。作品第一幕第一场和第二场中，露易丝未正式出场，通过米勒夫妻的对话，作者勾勒出一个美丽、纯洁、笃信上帝、拥有美好心灵的市民少女形象。

跨越门第的爱情让露易丝处于情感与现实的斗争中。她对斐迪南的爱意在她的言辞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她对贵族的畏惧更是显而易见的，她清楚地知道她与斐迪南“头顶上悬着一把剑”[3]，宫廷世界在威胁着他们的爱情，她与斐迪南之间跨越阶级的爱情已经让她失去了生活的平静。露易丝的内心是矛盾和不安的，她既憧憬与斐迪南真挚的爱情，又不断打破自己的这一幻想。剧作者借露易丝之口，表达了市民阶层对打破阶级壁垒的渴望：“当等级的篱笆垮掉以后——当出身微贱的皮壳从我们身上剥落以后——人又纯粹是人”。[4]市民阶层追求自由、挣脱束缚的意识已然觉醒，他们追求高尚的品格和思想。

安分守己的露易丝也曾试图打破阶级壁垒去追求纯真无瑕的爱情。在诡计多端、炫耀权势的王公贵族面前，她打破了女性娇弱的一面，用言语向强权抗争。这份勇气来源于斐迪南对她的满心爱意。宰相逼问她“认识宰相的少爷多久了”[5]，她答道：“我从不管什么少爷不少爷，从十一月份起，斐迪南·封·瓦尔特就来家里看我。”[6]市民阶层少女不露怯，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尊严，用这一绝妙的回答表明她与斐迪南的爱情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席勒通过这一不甚明显的反抗行为，展现十八世纪德国逐渐崛起的市民阶层向宫廷世界发出的呐喊。

但市民少女的反抗是无力且短暂的。在公爵的持续逼问下，露易丝懦弱地晕了过去。醒来后的她，对与斐迪南相守已不抱希望，出于对父母的敬爱、对上帝的虔诚，她无法与斐迪南私奔，只能选择退缩。再加上公爵和秘书伍尔穆无耻地逮捕了她的父母，并以此威胁她伪造写给侍卫长的情书，放弃斐迪南成了她唯一的选择。当爱与道德和责任发生冲突时，她宁愿放弃爱，而不是违反道德规范。对比她言辞中的爱意来说，她的行动透露着懦弱、胆怯，以及被束缚，只能不断退缩。[7]

露易丝是上帝虔诚的信徒，她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模式由上帝主宰着。妥协于秘书伍尔穆的威逼，她写下虚假情书、向上帝起誓不揭穿这一骗局。即使这个誓言是在被强迫的情境下立下的，露易丝也不敢违背对上帝的承诺，最终导致斐迪南给她喝下了鸩酒，直到死前才说出了真相。席勒对压制着人类自由的基督教会保持批判态度，他主张将屈从于神的基督教徒变成人，实现自由、美德和神性的统一。[8]这样一个笃信上帝、具备美好品质的少女最终还是走向了灭亡，引发了读者和观众悲悯。

席勒笔下的女主人公因爱而亡的结局是注定的，她的软弱无法抵抗来自上层的恶意和阻拦，如同当时德国土地上正在觉醒的市民资本主义阶段，有着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意识，但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的软弱性，真正去推翻统治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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